10月10日，“视域与方法：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新见唐代墓志文学研究”前沿论坛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50余位国内长期深耕唐代墓志文献整理、文学研究的学者，聚焦墓志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新史料、新视角、新路径，回应时代学术命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赓续薪火。

长安作为大唐王朝的国都，是唐代文人汇聚、文运勃兴之地，也是大量唐代墓志出土、流传的核心地域。千百年岁月流转，纸本文献屡经散佚，而出土墓志却能穿越时空，留存下有唐一代鲜活的历史记忆与文学样本。一方方墓志碑石，既是记录历史事件的考古实物，也是承载文章辞采的文学文本，更是观察唐代社会风尚、家族变迁、思想文化的重要窗口。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李秉忠表示，随着新见墓志材料不断刊布，数智技术逐步介入石刻文献整理，墓志研究早已突破传统金石考据的边界，向着文学、史学、考古学、数字人文等多学科交叉方向拓展，也为我们探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丰厚的原始材料与重要研究场域。如何跳出旧有研究范式，重新发掘墓志文本的文学价值；如何融合考古实物、文献校勘、数智人文等多元方法；如何从墓志这一丰厚的本土材料中提炼出契合中国实际的学术观点，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阐释框架，正是摆在我们这一代学人面前的重要任务。

文学与碑刻关系密切，文学研究利用碑刻材料也有悠久的传统。近年来，以目录总合、全文数据库、人物传记资料库和社会网络分析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墓志文献的物质形态与利用方式，使墓志研究面临自宋代金石学成立以来最为深刻的资料形态转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培提出，在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生物信息学的序列比对与系统发育推断方法移植于墓志文体研究，形成“文本基因组学”路径。与此同时，我们要反思数智时代墓志研究的三重限度，即出土样本的非随机性、技术处理的边界与坚守文献学本位的可能性。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浩提出要关注墓志发掘、保护、陈列与整理研究中的学术伦理问题。李浩认为出土文献研究和一般的社科研究、理工研究有所不同，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其中的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问题。

唐人树碑立传的墓志，既有书法石刻文字，也留下许多文献上遗失的连环构图画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葛承雍通过探讨唐开元年间“郜夫人墓志”四侧的线刻画，发掘传世文献中遗失的丰富史料，感知墓志文字之外的意蕴。他提出，唐代石刻线画是中国绘画艺术中的巅峰，在绢纸作为绘画载体不易保存流传的情况下，线刻画却传承未绝，反映了历史原貌，是最好的形象史料和文化遗珍，使观者依石入画，显微阐幽。今后这类墓志上的连环构图线刻画可能还会出现，需要我们细细勘验，填补空白。

中国古代碑志是集文字记录、镌刻艺术与历史叙事于一体的重要文化载体，其发展脉络贯穿中华文明两千余年发展进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拜根兴从碑志的起源语境切入，梳理其从实用器物向纪念性石刻的功能转型，分析不同历史阶段碑志的形态规制特征、存留数量，探讨其内容体系随社会结构变迁的发展路径。他认为，碑志的演变始终与古代社会的礼制秩序、文化传承需求深度结合，不仅形成了独立的碑刻文化传统，更成为补正史籍、还原社会生活细节的核心实物史料，为理解多民族交融背景下的中华文明传承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证据链。

本次会议受国家社科基金学术社团项目资助，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主办，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期刊社和文学院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