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法治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专家建议稿及说明》（以下简称《建议稿》）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秘书长景汉朝表示，要坚持与时俱进，深入分析当前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统合人工智能大模型与传统纠纷调解、司法裁判的优势，提高纠纷化解效能。要立足社会治理需求，从立法上明确各类调解主体的法律地位和调解的法律效力，大力发展纯民间调解、创新律师调解法律制度、构建专家调解法律制度、建立律师代理信访制度。根据多年来交通、通信等发展的新形势，调整基层人民法庭定位，强化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要坚持法治创新，丰富社会治理法治化内涵，突出社会治理科技化元素，强化社会治理系统化构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联合党委书记翟国强表示，调解这一东方智慧，体现了中国法律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要实事求是分析调解制度的优势与不足，对法律条文及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现象进行客观评价。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阐释，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讲好中国调解故事、中国法治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林、莫纪宏分别主持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天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学者参加会议，对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社会治理法治体系建设、跨法域调解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提出，应进一步提升“枫桥经验”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从社会治安转向为人民服务、保障民众安居乐业的民事法治视角；进一步推动“枫桥经验”在广大城乡发挥作用，利用基层的熟人社会特点，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型民事纠纷；进一步推动“枫桥经验”在广泛的民事活动中的作用，拓宽调解的适用范围，适应城乡关系的深刻变化；进一步提升“枫桥经验”中法治贯彻的力度和程度，让“枫桥经验”成为有法治温度的经验。

以调解的方式化解纠纷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小红认为，古代调解制度是官民结合办案的枢纽。古代调解案例所呈现出的古人法律智慧，对当下社会的纠纷化解、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也不无裨益；所体现的多元的纠纷调解依据、和缓的纠纷解决原则、方便快捷的纠纷解决程序及彻底化解纠纷的无讼理念也给今人以有益的启示。

预防型法治与应对型法治是长期共存、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文艺提出，在当代中国，预防型法治植根于本土源远流长的预防性治理传统，是本土传统和风险社会、科技革命交互作用的产物。为防范滥用预防、过度预防等风险，应加强对预防性规制的规制、对预防性权力的制约、对预防性义务的公平合理设置，构建起预防型法治的反省、评估、监控机制。

湘潭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廖永安谈到，发展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中国调解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为抓手，梳理植根于中国调解历史与实践的核心概念，提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调解客体认识理论、坚持“大调解”联动的调解组织构造理论、坚持调解优先的调解机制运行理论等重要命题，促使中国调解真正肩负起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时代使命。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建议稿》新书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中国法治出版社签署了科研成果宣传出版合作协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贺海仁简要介绍了《建议稿》主要内容。他谈到，《建议稿》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观及其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研究人员在编纂过程中立足调解法治领域的理论创新探索，将鲜活治理实践进行体系化、学理化建构，通过总则、调解协议、自力调解、行政公力调解、司法公力调解、特别调解及附则六编，将我国调解法治系统表述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以行业性专业调解等为补充、以司法调解为保障的无讼文明体系。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面依法治国智库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调解法典编纂课题组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