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5日，“‘古史辨’与中国现代学术——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围绕“古史辨”性质、古史理论与方法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阿祥高度肯定了古史辨对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奠基作用，提出其本质上是一场史学认识论领域的范式革命。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石洪波认为，就历史理性而言，在不断的疑古、辨古的过程中，人们不断摆脱传统史学道德理性的束缚，回归历史客体本身。就史学理性而言，古史辨的突出贡献是重新定义史料，重视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运用，推动了现代史学认识的理性转向。

关于“默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安子毓认为，张荫麟的“默证限度”用一把“静态点状分析”的手术刀去解剖顾颉刚的“动态连续河流”，存在方法论上的“范畴错误”。顾颉刚论证的真正力量在于一系列“未见”记载以高度有序的反向排列出现，偶然概率极低，已构成有力证据链，其认识论价值不应被低估。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郭伟涛进一步提出，目前学术界在“默证”问题上批评顾颉刚“以不有证无”，自身却陷入了“以无证有”的对称性逻辑谬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成祖明认为，“默证”的现代意义，是站在“有”的坚实起点之上，对未知的对象虽不能断定其“不有”，但可以断言其“可疑”，不能无视默证而走向“以无证有”或“以无为有”的违背科学的前现代思维的幻相逻辑。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顾颉刚的“默证”立场指向的是一种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即把“有”作为一个确定的起点，把“不有”作为一种悬置怀疑的对象，而“不立一真，唯穷流变”正是这一科学要义的集中体现。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黄海烈以《今文尚书》问题为切入点，聚焦顾颉刚“层累说”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分歧。他提出，王国维以甲骨卜辞证《史记·殷本纪》为实录，展现了更具建设性的古史研究范式。然而，“二重证据法”自提出之日起即伴随争议。对此，与会学者提出，“二重证据法”本身存在不容回避的局限，如文献与考古二者的产生原因与过程完全不同，简单将两套异质材料强行撮合，则存在“同质性”错觉，所要证明的更多的是一种人们长期信服、似是而非的观念，其结果既非考古之真实，亦非文献之真实。

与会学者表示，若沉溺局限于“二重证据法”的互证模式，将严重制约文献史学之独立批判空间，考古学理论的独立充分发展，对文明起源科学理论的建构与阐释造成重大阻碍。理应走出“证经补史”的局限，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以引领世界考古学潮流。

会议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