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艳在《中国哲学史》2026年第3期撰文指出：董仲舒辨析人、民分殊，开创以“民”论“性”的新视角，突破孟荀以“人”论“性”的学术传统，从外王治理维度实现了对儒家人性论的理论超越。“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的命题，构建“性—教—善”三维架构，既纠正孟子“善于禽兽”“性已善”之说，又填补荀子性恶论缺乏先天善质的逻辑漏洞。董仲舒以“瞑”定“民”号，构筑民与善之间的境界反差，彰显君王教化的必要性与合法性；以“中民之性”为治理对象，为王者立教奠定人性根基；又以阴阳释性情，为君王治理民情提供天道根据，强调实施国家教化是君王顺承天命之首务。董仲舒以民论性，结合汉代大一统政治需求立论，为先秦人性论注入了王道教化的现实内涵与政治旨意，完成了对孔子外王之道的理论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