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人工智能时代的理解、主体与责任”跨学科对谈在京举行。此次活动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前沿伦理问题研究”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来自计算机、人工智能、医学工程、法学、哲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核心命题、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展开深度跨界研讨。

会议现场 主办方供图

英国科学家C.P.斯诺于1959年提出“两种文化”的论断，深刻揭示了科学与人文领域割裂的困境，并警示这种割裂将引发人类文明治理危机。当下，人工智能技术飞速迭代，彻底重塑了生产生活与社会发展模式，单一学科视角已无法应对其带来的复合型、根本性挑战，科学与人文的深度融通、跨界对话成为时代刚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亚明表示，人工智能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其发展深刻触及人类主体地位、法律责任边界与人文价值归属。跨界学术对话不再是可选的研究路径，而是应对智能时代挑战的必要认知方式。

活动中，理工科领域学者立足技术前沿实践，从智能理解、人机交互、医工融合等维度剖析了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与现实短板。北京联合大学机器人学院教授鲍泓以其在具身智能领域的研究经验为基础，引入“具身认知神经网络”这一新概念。他介绍，当前大模型所呈现的“理解”本质是统计意义上的模式匹配，而非意义生成，只有在物理世界中感知、行动、反馈的具身系统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

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副教授钱馨园从多模态人机交互研究视角展开分析。她认为，机器需要通过持续数据训练适配人类需求，同时人类也需精准完成人机交互。但这种双向适配的过程，正在潜移默化弱化人的主动性与批判性思维。捍卫智能时代的人类主体性，不能仅依靠算法优化、技术升级，更需要依托社会文化建设，形成守护人类主体性的文化土壤。

北京理工大学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钱昆结合医工融合这一高风险领域的实践，直指人工智能应用的责任归属难题。其所在的脑健康智能评估与干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已将AI技术应用于抑郁、焦虑、睡眠障碍、阿尔茨海默病等脑功能疾病的诊疗干预，在实际医疗场景取得初步成果。但实践同时表明，人机深度融合场景下的权责模糊问题日益凸显，已然成为制约AI医疗规模化、规范化落地的核心瓶颈。

人文社科领域学者从哲学、文化与法律视角，就人工智能的主体性问题、潜在文明风险及现有制度不足展开了深入探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成素梅认为，传统概念体系无法适配智能时代的全新变革，学界要开展真正的哲学创新，构建可包容“AI现象”的全新范畴体系。她创新性地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异质性主体”——这类智能体具备超强运算与学习功能，但无内在感知。这一全新界定，为理解人工智能、规范人机交互模式提供了依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吴玉章讲席教授刘永谋跳出“机器是否正在变成人”的常规讨论，聚焦“人是否正在变成机器”的深层命题。他表示，在智能量化生活的当下，人类的健康数据、运动指标、身体参数被全面数字化编码，标准化、数据化的生活模式，正在弱化人类主动记忆与深度学习能力，催生认知退化风险。他将这种人类肉身信息化、心灵机器化的状态定义为“双重自动化”，并警示这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文明风险之一。

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马惠娣表示，人工智能技术为社会发展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以隐秘的方式重塑人类的认知逻辑与自我构建方式。在人机共生的时代，人文精神的不可替代性愈发凸显，唯有坚守人文初心，保持对技术的清醒审视、深度追问与理性节制，才能避免人类在技术效率的洪流中迷失自我。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申卫星聚焦人工智能的法治建设短板。他认为，从工业革命到数字时代，技术革新始终重塑生产方式与法律体系，传统产品责任、治理规则已无法适配自动驾驶、AI内容生成等新型场景。当前，国内已有部分地方性法规尝试界定AI生成内容著作权、细化自动驾驶事故责任分担机制，但整体法律框架仍明显滞后于技术现实。作为一种富有前景的回应路径，“计算法”尝试借助数据、知识图谱、自动推理等技术处理 AI 带来的新型法律问题，并将部分法律困境转化为可计算、可验证的问题。

此次对谈最终形成多项核心学术共识：人工智能向善发展，离不开人文介入、制度配套与社会自觉，技术规范并非智能治理的核心，构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全民价值共识才是关键。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亟需立足中国现实、扎根本土问题意识，通过多学科跨界融合，搭建全新理论体系、完善治理框架，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智能产业良性发展筑牢理论与价值根基。

此次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