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世安，李探探在《南京大学学报》2025年第5期撰文认为：“樊迟请学稼”的本意究竟为何，是一个涉及众多弟子共同思想倾向的话题，没有直接的文献答案，只能从关联性文献中寻求解答。“倦于学”是最有可能的答案，此一答案关联孔子弟子的信仰、激情与倦怠，二者之间的“心战”,使我们瞥见早期儒生的一种精神气象。“樊迟请学稼”背后有“倦于学”的问题。“倦于学”的意义并不止于这件事本身，还涉及事情的另一面，就是孔门弟子对于“学”有非同寻常的热情，有时甚至是近乎宗教感的激情。部分弟子“倦”的情绪要在这个背景下理解，孔子说“未闻好学”，对弟子有近乎严苛的要求，也要在这个背景下理解。孔门之“学”就是学文，由学文而至于道，落实于日常实践。许多弟子对于“学”表现出非凡的毅力和决心，他们意识到把古典文化内心化、落实于日常实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真正漫长而艰难的不是外部的事，而是内在的学。儒学不是宗教，而是人文的古典学，孔子师生是旧贵族衰亡中出现的新派人物，他们以文化品质(仁)为德性的根本和政治的灵魂。这种新价值观激发起新派年轻人内心的热情。新价值引发的激情，是后来儒学成长为文化大树的密码。然而“学”毕竟漫长而艰难，虽然许多弟子怀抱圣徒一样的感情，但也有部分弟子在不见事功的努力中产生倦怠。樊迟“请学稼”可能就因“倦于学”。孔子寄希望于愿“学”之人承担责任，改变社会，“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能弘道”的根本在“学”，如果有志于“学”的人不能努力，以“请学稼”为托词或以“力不足”为理由，想要退回日常生活，那么“弘道”的努力从根源上就失败了。孔子对樊迟等弟子的批评近于严苛，原因在于此。从孔子及门弟子到战国儒生群体，有一种特别的精神气质，他们秉持不计事功的坚守和默然无声的“学”，儒学后来能够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文化，这种精神力量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