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由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和安徽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在合肥举行。

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雄表示，中国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具有深厚的历史延展性，并以其独特的理论范式，为解决全球性生态经济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正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实践，也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时代使命。广大生态经济学学者要围绕生态经济学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原创性理论的建构、学科体系的完善、学术队伍的培育等核心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原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李周系统梳理了我国生态经济实践中的创新。他认为，生态产业应依据生态系统原理推动生态化与现代化融合，形成更具效率的生态产业链。生态补偿应以候鸟保护数量、森林蓄积增量、草地减畜量、生态服务增量等作为补偿依据，由“按面积补偿”转向“按贡献补偿”，将补偿对象由资源面积转向生态保护主体。生态产品与生态服务价值应实现分类推进，其中，以创建区域公共品牌为切入点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以制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规范与标准、森林生态服务交易制度、横向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生态服务营销等措施促进生态服务价值实现。

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毛显强认为，构建中国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从中华传统生态智慧中汲取理论资源，激活“天人合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等思想的当代价值，提炼具有文化辨识度的标识性概念，筑牢本土根基。要坚持以我为主、批判吸收，借鉴国际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及相关方法模型，同时避免西方理论和模型的简单移植。要坚持与时俱进，扎根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双碳”战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实践，提炼新概念、新范式和新理论。

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副理事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周冯琦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已从局部技术性议题转化为嵌入经济运行、社会结构和制度演进的系统性问题。构建中国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时代使命，也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双碳”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学理需要。生态经济学界应坚持主体性与开放性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贯通、继承性与创新性相协调的原则，谋理论创新之先、担国家战略之责，对中国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析范式和价值取向进行系统性反思与重构，从理论结构层面回答这一体系由何而立、向何而生、凭何实现的根本问题。

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常务理事、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沈满洪认为，生态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应是“生态经济”，即推动“经济的生态化”和“生态的经济化”，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学理凝练。以此为核心，可进一步展开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产业、生态经济消费、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经济科技和生态经济制度等基本范畴。

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经济学学会会长曾凡银以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为案例，阐释安徽实践对中国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贡献。新安江模式经历了从“一江共治”到“一江共富”的拓展，形成以生态补偿为基础、合作发展为深化、绿色发展为路径、互利共赢为目标的跨省流域治理模式。皖浙两省通过联席会议、联合监测、联合应急、联防联控等机制，实现从各自为政到协同治理；补偿方式由资金补偿拓展为项目、产业、人才等多元补偿，推动保护者受益、受益者保护的正向循环。

安徽大学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原副主任董小君认为，碳中和表面是气候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世界财富流向新的规则，必将反映在货币结算、全球投资、贸易标准和技术竞争中。“生态文明”的提出，既顺应国际规则与发展权冲突，也解决了环保与发展的冲突。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和“双碳”目标，逐步实现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塑造规则的转变。生态文明是中国低碳发展的自主表达，既回应全球气候治理要求，又维护发展权，为中国在未来气候治理中提升话语权提供了空间。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志青提出，应将绿色金融纳入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基于中国丰富的绿色金融实践，可以有条件地提炼形成“绿色金融学”，其学科基础应融合政治经济学、金融学、环境经济学、生态学、法学和制度经济学，服务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全球气候治理，为中国生态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新的理论板块。

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赵桂慎认为，生态经济学是服务于生态文明的主流经济学，其理论基础是复杂系统理论，基于生态学与经济学深度融合的经济学范式转变是大势所趋。

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季曦认为，进入21世纪，生态危机呈现全球性、系统性、不可逆性和阈值突变特征，边际最优化范式已难以解释生态边界约束下的发展问题。生态文明构成对经济学范式的本体论挑战，而非边际调整的外部约束。在此背景下，生态经济学需要实现两重相互关联的范式转换。第一重是“结构革命”——批判边际替代的有效性边界，揭示关键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生态阈值带来的非连续性，将经济分析从最优配置引向绝对边界管理，即从追求“做大”的总量增长转向追求“做好”的结构优化。第二重是“系统革命”——批判方法论个体主义，阐明涌现性、循环反馈及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功能嵌入，要求从局部修补转向整体优化，以整体论和复杂系统方法理解经济、社会与生态系统的互动。

安徽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田淑英提出，生态经济体系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为两大支柱，绿色财政通过“正向经济激励+反向成本约束”双重机制，引导生态产业化，倒逼产业生态化。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化，绿色财政也实现了制度性跨越、体系化构建、协同化推进和融合化引领。绿色财政通过政府采购、绿色补贴等政策工具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生态治理和绿色产业发展。绿色财政实践为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学者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