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依平在《文史哲》2026年第2期撰文指出：先秦儒家引《诗》解《诗》之风起自孔子，他创造了“即经解义”和“引经说理”两种经典诠释体例,前者解释经义，后者征引经文以评价人物、事件或阐说义理。在儒家第二代学者子夏和曾子处，儒家经典诠释模式发生了分化。子夏及其传人继承孔子以“经”为中心的经典诠释理念和解经模式，以道在六经为前提，借由字辞训诂和义理阐发论说经典中的大道，建构起一个层累的经典诠释系统，强化了儒家对经典的独占地位，表现出强烈的经典意识，为西汉经学提供了历史范型，可归为传经或宗经一系。曾子、子思改造了孔子的说理模式，以道在孔子为前提，通过阐明师说以发明大道，尤其是子思大规模地运用“子曰+《诗》云”的文本构造方式，广泛征引经义以证成孔子之说，将孔子推尊为传道者和圣人，表现出明确的学派意识和道统意识，成为宋代道统学说的先声，可归为传道或征圣一系。后继的孟子、荀子没有采用子思的激进诠释策略，而是回归了子夏、曾子的诠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