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明在《社会科学》2026年第3期撰文指出：在以目录学为代表的古代学术话语体系中，中国古代传记隶属于史部，被赋予史的正式身份，而传记本身实质上具有亦史亦文或者兼史兼文的属性。故传记虽然隶属于史部，具有史的身份和显著的历史性，但又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在20世纪初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过程中，传记被纳入文学范畴，由史入文，获得了正式的文学身份，被称为“传记文学”。文学身份的赋予、文学属性的揭示和承认，也成为传记由古典到现代、完成现代转化的重要标志。从“传记”到“传记文学”，正式身份的变化，不仅体现了对传记本质属性的重新思考、辨析与共识，也体现了传统与现代视域的承续、交织与分野。跳出传记亦史亦文或兼史兼文的固有认知和定位，将传记视为有别于史与文、非史非文的独立文艺类型，从传记之为传记的“传记性”的独立视角，重新审视传记，或可突破传记实践与理论阐释的困境而另辟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