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聿东，蔡青青，罗天舒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6年第3期撰文指出：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并进是以数字技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绿色创新降碳减污扩绿，从而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共赢之举。文章将协同论与耗散结构理论嵌入经济学框架，系统阐释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理论逻辑、典型模式与实施路径。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的内在逻辑是将二者视为互为条件的耦合约束，经“制度—资本—空间”调节机制，触发系统从“局部协同”跃升至“全域协同”，形成可持续增长路径。研究提炼出以下三种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模式：一是以“技术—数据—场景—系统”层级放大效应为核心的“技术牵引型”发展模式；二是基于“规制—价格—风险—声誉”传导链条的“规制驱动型”发展模式；三是依托“节点—链路—场域”三重共振的“空间网络型”发展模式。实践路径方面，从“技术—制度—空间”三个维度解构其实践路径：在技术维度，以“双向融合+创新突破”构建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的核心驱动力；在制度维度，以“规则构建+机制创新”筑牢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的保障体系；在空间维度，以“梯度布局+跨域协同”优化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的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