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春露在《公共治理研究》2025年第6期撰文指出：从2023 年到2025 年，三届全球AI峰会的议程，经历了从设置安全防控主题到“安全—发展”二元议题初步整合再到突出强调发展行动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安全防控范式向发展行动范式的转向。作为系统性工程，全球AI治理范式的转向主要体现为目标、主体、行动等系统构成要素的转向，即从安全到发展的目标转向，国家、企业与劳动者的主体转向，从抽象原则到具体规则的行动转向。全球AI治理范式各构成要素发生转向的具体动因不同，谋求数字技术红利的治理需求推动了从安全到发展的目标转向；国家间安全与发展的零和博弈影响治理效能推动了国家身份降维与企业、劳动者身份升维的主体转向；参与全球AI治理的各国际主体政策的分化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从抽象原则到具体规则的行动转向。在全球AI治理范式的转向进程下，先发国际主体与后发国际主体分别持“独占优势”与“共同发展”的治理话语，先发国际主体构建排他性技术权力架构的意图因独占优势的流失而较难落地，后发国际主体秉持共同发展诉求争取更多发展空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在两者的治理话语对峙中进行着隐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