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峻雄，袁剑在《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6年第1期撰文指出：多物种民族志作为当代人类学的重要方法论革新，兴起于全球生态危机与知识反思的语境之中，旨在重新界定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它以新唯物主义为理论根基，沿着后人类主义、能动实在论和物导向本体论三条轴线展开：一是通过消解人与物的界限实现人的潜能扩展；二是强调人与物在动态生态网络中的互构生成；三是以极端去人类中心化的本体论视角实现“皆物”的存在平等。这一理论进程体现了人类学由主体认识论向关系本体论的转向，也为理解多物种共生提供了新的知识框架。中西方多物种研究具有时代性、应用性和反思性，但由于历史、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差异，中西方多物种研究沿着不同的路径展开。西方研究多以分类逻辑与理论重构为主线，着重探讨非人能动性与知识体系的去中心化。中国研究则立足于整体性认知与伦理维度的传统，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实践和价值生成。两者在差异中形成互补，共同推动多物种民族志从生态关怀走向知识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