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闫静怡在《中国法学》2025年第6期撰文指出：中国古代治理经济的成文法在东周末年开始形成，并在后世发展，具有逐利性和隐名性。逐利性为内生特性，以国家财利收入为首要目的，与儒家思想和儒家化法律存在“义利”冲突。隐名性在历史发展中长期塑造而成，体现为名义上的依托性、内容上的治事性和运行上的嵌入性，它缓和了“义利”冲突，保障了古代经济管理法的长期存续和逐利功能的发挥。古代经济管理法的“逐利—隐名”二元特性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立体化的“阴阳相协”双螺旋结构。当下进一步整理研究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法，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