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发根在《史学集刊》2025年第5期撰文指出：明清两朝基于漕运在国家统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虑及黄河、淮河、运河之间的关系，对黄河治理极为重视，将其奉为国家大政。加之，受地理因素等影响，堤防被视作河工根本，致使此前变动不居的下游河道固定于一线。因其宽度通常在数里至数十里，大堤至河槽间往往存有大量滩地。清代前期，经靳辅等治理，黄河基本安澜，滩地由地方政府与河务官员经理。随着乾隆朝中后期河患加重，河工经费剧增，以及沿堤种柳以柳根护堤、柳枝充作河工主要材料之成例的废弛，清朝随即收紧滩地政策，清理田庐，让渡于水。同时，清朝确立堤脚内外十丈皆为官地以种柳护堤的政策，并将空隙之地给予基层河工人员垦种，以维持生计。咸丰五年，黄河北徙，运河漕运体系难以为继，体制崩坏引发河工政策固有内涵的逐渐异化，其中，围绕清代前中期确立的堤防土地空间范畴，更是引发中央、地方与社会的长期纠葛，从侧面揭示河工大政变动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