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光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年第5期撰文指出：“让”是中华文化中渊源甚早的重要德行和观念。从思想学理上进行探究发现，周代礼乐文明有着“圣人贵让”的传统，以让为礼的实质与精神，“让”与礼制政治实践紧密相关。学界以“谦让”而非以《庄子》所言“谦下”概括老子思想的核心精神并不恰当。老子推崇“谦下”“不争”,以此为“道”之运用和体现。孔子主张“礼让”,但更为强调“仁”,以仁统摄礼。二者都深受周代礼让传统的影响。但老子的“道”是基于对天地自然整体的哲学思考，其辩证思维方式突破了依礼而视听言动的礼制思维方式。道的特征是自然无为，而非一循于礼。而孔子提倡仁道仁政，虽然主张“礼让”,但并不将“让”视为最高的善。儒、道两家都在对周文疲敝的反思中超越了周代的“贵让”传统。从孔子以泰伯之“让”为“至德”,以及老子推崇作为“上善”的“不争之德”来看，更为切中中国轴心时期思想突破所呈现的继承与批判并存、连续与突破共在的内在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