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滢轩在《西部学刊》2025年第19期撰文指出：近年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因法定刑设置与拐卖妇女、儿童罪差异悬殊且社会极端案例频发，引发刑法学界的广泛争议。基于司法大数据实证分析，结合“维持派”“买卖同罚派”与“有限提高派”的理论争议，系统剖析该罪量刑实践困境及成因。研究表明：在司法实践中，本罪量刑普遍轻缓化，缓刑适用率高、实刑率低，且数罪并罚率不足11%，导致罪责刑失衡、预防功能弱化。究其根源，刑事政策“重卖轻买”导向、社会观念对收买行为危害性认知不足及立法法定刑设置偏低共同加剧了司法宽纵。收买行为本质上是对妇女儿童的物化与人格尊严的践踏，其社会危害性远超现行“轻罪”定位。基于法益特殊性、域外立法经验及司法实践需求，提出将本罪法定刑上限由三年有期徒刑提高至七年，并删除管制刑种，以延长追诉时效、强化威慑效能。法定刑的有限提高不仅契合罪刑均衡原则，更能通过立法宣示引导司法从严惩处，从源头遏制买方市场需求，切实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回应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迫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