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崇光在《西部学刊》2025年第19期撰文指出：《坛经》作为佛教中国化的结果与标志性事件，与产生于印度的原始佛教教义不同。一是对成佛理论的改革和创新，但其不是一种简简单单的改革和创新，而是对佛教自然发展的状态的提炼和总结，是对佛教成佛理论的一种拓展。二是对佛法概念的改革和创新，把佛法由释迦牟尼佛的教义改革成每一个人内心本有的佛性所流出的真理，这种改革不是突兀的改革，而是对佛法概念的归纳和总结，也是对提高每一个佛教信众地位的总结。三是由于《坛经》这种对权威的挑战，使得其在理论上不再被原始佛教的固定佛的名号限制，而释迦牟尼与弥勒佛这两个佛的名号不再对应一尊佛，而变成一种境界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