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鼎在《文史哲》2025年第5期撰文指出：在自汉魏迄隋唐的经学发展史上，“三礼”在儒家经学体系中的学术地位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发展演变。其一，“三礼学”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渐趋显要。在《春秋》学占据经学核心地位的汉代，郑玄以“礼”为宗的经学阐释体系提升了“三礼学”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学著述的数量迅速增长，在各类经学著述中居于首位，“三礼学”研习与教育也受到历代统治者重视。其原因当是“三礼”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并阐释了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能够为历代统治者在社会治理、社会教化、心性修养和典章制度建设方面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其二，《周礼》《仪礼》和《礼记》三部礼学经典在礼学体系中的相互关系和地位也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升降变迁。《仪礼》在西汉礼学文献体系中占据独尊地位。《周礼》在新莽与曹魏时立于学官，并在东汉郑玄礼学阐释系统中居于中心地位。《礼记》在曹魏时立于学官，并在唐初编撰《五经正义》时正式进入“五经”序列，超越了《仪礼》与《周礼》的学术地位。其原因当是《仪礼》与《周礼》主要记述各种礼仪与官职，而《礼记》一书则较为全面、深入地阐释、揭示了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天道人伦观念，以及心性教养的途径和原则等等，具有更重要的思想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