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19日，中国秦汉史研究会2025年学术年会在湖北枣阳举行，百余位来自全国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学者围绕秦汉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与民族关系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会议呈现出两大鲜明特点，一方面，对秦汉时期民族融合机制的研究不断深化；另一方面，出土简牍持续为秦汉制度与社会研究注入新活力。

在多场报告中，学者聚焦秦汉时期长城地带及故楚核心区域的民族交融过程展开研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徐卫民提出，长城不仅是军事防御工程，更是族群融合的纽带。荆州博物馆馆员蒋鲁敬则从考古视角切入，通过分析楚纪南故城周边战国楚墓、秦墓及西汉墓的随葬器物，具体揭示了楚、秦、汉文化在该区域的交融轨迹。

近年来，简牍的大量出土为秦汉史研究开辟了新路径。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贾丽英梳理了从秦至三国吴时期简牍“楬”的演变规律。她说，“楬”的形制逐渐简化，楬首图案由涂黑、网状趋向空白，形制则由穿孔向刻槽发展。她特别提到，韩国与日本的文书附札并未延续三国魏晋的简化趋势，反而保留了汉代文书“楬”的传统形制。

睡虎地秦简为探究秦汉基层治理提供了珍贵材料。宁夏固原博物馆研究馆员苏银梅表示，这些简牍表明当时已建立起以律令为基础、以考课为手段的官员选拔体系，并通过定期迁转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控。这种“流动中求稳定”的治理模式，为后世地方行政体系奠定了制度范式。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沈刚关注县令与县丞关系的动态演变。他提出，随着地方行政简牍文书的不断刊布，学术界得以从行政流程与文书体式入手，抽绎出秦汉四百年间县令职能与地位的消长，以及彼此关系的演变。

在简牍研究蓬勃发展的同时，学者也反思了当前研究的瓶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卜宪群提出，与秦和西汉史研究相比，东汉史研究议题相对集中在外戚宦官、豪族、谶纬等领域。他呼吁，学术界应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主动探索理论突破，回应时代命题，推动研究范式转变，开拓新的史学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