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上午，第十五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与会学者聚焦汉语词汇学研究的历史发展与前沿问题，在学术探讨中探究汉语词汇学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法，为积极建设汉语词汇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学思智慧，努力推动汉语词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李跃力、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周荐参加会议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陕西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柯西钢主持。周荐总结了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从首届至今的四个方面的发展，对汉语词汇学的进一步拓展提出了高屋建瓴的建议。

首日大会报告，涉及“词汇学理论建构”“人工智能背景下词汇学的发展前景”“文教制度与方言词汇史”“词汇研究的应用”“词汇意义与特殊形式研究”等论题。

追寻方言词汇的来源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学界在考证方言本字等领域虽已成果丰硕，但是对于来自文教传统等的“外源”词语似乎尚未引起重视。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汪维辉认为，“外源”词语中有一种是来自历代的文教传统，包括儒家经典、蒙学课本、诗词戏曲、历史人物、中医中药、其他古籍等方面。借由这些文教渠道（如戏曲、说书等）进入百姓日常口语并最终生根、代代相传的词语（语义常有变化）在各地方言中都不是个例，而是成批的，有待深入挖掘，全面搜集，追溯其来源，探明其流变。

当代词汇研究在方法上经历过“例不十不立法”“专书研究”“语料库”三个阶段，其本质特征是计量与统计。人工智能，给词汇研究带来极大冲击与机遇，使词汇研究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在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喀什大学特聘教授苏新春看来，词汇研究将借此大大提升词汇研究速度与质量，开拓词汇研究新领域新问题。词汇研究者需尽快认识词汇智能研究的新功能、新方法及所受影响的因素及运用条件，努力将词汇智能研究应用于更多领域，促进语言生活的和谐发展。

从语言类型学与词汇语义学视角出发，周荐系统探讨了汉语词汇系统中“词”与“语”的界面关系与结构特性。他认为，词汇系统性的本质在于单位间的层级性关联与功能互补性，对于具有“词-语连续统”特性的汉语词、语而言，更需通过多参数综合判定单位类型。词和语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词长分布、结构凝固度等形式特征上，更反映在习语化程度、语义透明度及语体属性等功能维度。

联系中国商业发展史，着重考察［商品名＋市／行／店／铺／商店］的组合能力、组合特点的基础上，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授李红印提出，“店、商店”以及“市、行、铺”等都是指称商业形态的词语，有很强的商业属性，联系历史上的“坊市制”，观察市、行、店、铺、商店等商业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商业格局、商业关系，有利于揭示“市、行、店、铺”等词语的指称内涵、语义关系和组合差异。李红印认为，不同历史时期［商品名＋市／行／店／铺／商店］的组合实例反映出这种组合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商业繁荣程度等有很大关系，因而可以说，现代汉语［商品名＋店／商店］的组合情况及特点是历史形成的，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跨语言来看，如何表达“饥饿”义词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不同语言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饥饿”表状态的形容词用法（饿状态）和表示致使的动词用法（使饥饿)：有的语言采用不同的词形来区分，比如英语的hungry是形容词，starve（使……挨饿）是动词；有的语言采用形态交替的方式，比如荷兰语的honger-ig 是形容词，而致使动词为uit-honger-en，都是基于名词honger派生的；有的语言则用相同的词形，比如普通话的“饿”就用同一个词形表达两者。基于以上区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盛益民认为，常用词演变作为汉语词汇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在常用词研究过程中很需要关注语法问题，并着重讨论通语文献中常用语义词的语法区分及其历史演变问题。

汉语方言的连音变化，如同化、异化、弱化、脱落、合音、儿化、连读变调等，有时会固化下来，造成方言中的例外字音，它们沉淀到历史文献中，则会导致词源考证的困难。在方言实例分析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邢向东从现代方言和历史文献两个角度讨论了四种连音变化的固化现象及其考察方法，包括同化固化、合音固化、儿化固化、连调固化，并将有关考察方法概括为“连音变化还原法”，其核心是“再现音变，复原规则”。邢向东认为，连音变化的固化及其考察方法、研究范式，对于汉语研究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会议为期一天半。在与会学者还将围绕“词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词汇学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法”“词汇结构、语义研究”“汉语方言词汇研究”“词汇教学与词汇习得研究”“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汉语词汇历时研究”“网络和新媒体词汇研究”“交叉学科词汇研究”“辞书编纂与数智化转型”等议题开展分论坛研讨。

会议由陕西师范大学主办，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师范大学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承办，商务印书馆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