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钰娟在《西部学刊》2025年第15期撰文指出：在《儒林外史》第四十四回中，施二先生企图通过迁坟的方式求得科名的转运，这反映了清代普遍流行的吉壤迷信。就个人心理而言，科考文人凭借迷信逃避现实，以此进行自我慰藉与自我鼓励；就社会伦理而言，由吉壤迷信催发的迁坟行为悖逆儒家所推崇的孝道；就作者的创作意图而言，吴敬梓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体现出明显的教化意图。但他并没有选择直接评论干预，而是将教化的职能转交给小说中的贤人君子代表迟衡山与杜少卿。同时，考虑到两者个性的差异，而分别让他们履行冷静的说理与激愤的震慑两种不同的教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