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才勇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撰文提出，中华艺术的美学叙事基本止于“似与不似之间”的表述，理喻上总体托付给对应审美经验，无法由作品形式直接指认。归根结底，审美效果还是由作品引发。无法由作品具体要素指认是因为作品要素以兼性或曰中间性状态出现，无以确定。同比而言，作品引发的效果反而更为确定。效果就无法由作品中的某一或某些要素孤立来指认，而是指向全体。总体效果上，中华艺术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游移流转，非作品上一物直接流转成他物，而是感受上出现在物之间游移，而且无始无终，没有固定轨迹。随之，感物活动本身出现变化，感知注意力不再知觉具体物，而是由具体物转向感物游移本身，感物活动的意义由此诞生。如此，作品意义就在感物活动内部诞生，与感物活动同生同灭，而非思介入的结果。中华艺术通过感物自身的这种流转促成了对个体的超越，引发了对意义的感知，进而拒绝纯粹意义上的思对审美的规约。重感生，轻思理；重总体呈现，轻个殊细节成了中华艺术特有的文化蕴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