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燕、宋逸群在《改革》2025年第5期撰文指出:人工智能作为21世纪数字化时代的通用技术,其数字代理人的经济特性给全球就业带来了复杂影响。从历次技术变革来看,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的迁移和再分配效应要显著高于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并不必然导致一国失业率提高。中国作为就业人口大国,政策重点应聚焦于人工智能对不同收入阶层和地区层面的非对称影响以及衍生出的“中空”效应。关键是要实施就业促进型产业发展政策,增强人工智能的超模块化互补效应,以更多高质量就业来抵消技术替代;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将人工智能作为通识教育纳入各级各类教育培训之中,减少因技能不匹配造成的技术性失业;完善相关社会保障政策,为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变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就业问题筑牢基础“防线”;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实施差异化的人工智能转型投资策略,有效化解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引发的空间极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