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栋在《法治研究》2025年第1期撰文指出：在斯多亚哲学中，无体物作为准存在与作为存在的有体物一起构成世界的全景。罗马人把有体无体的概念引进到法学后，把它降等为物的第一分类依据。盖尤斯把无体物的概念改造为以权利为客体，服务于营造大物法体系的目的。由于无体物概念与近代法上的绝对权相对权区分论以及权利与其客体区分论直接抵触，在法典编纂时代，除了一些忠诚于罗马法的民法典保留了无体有体的物的分类外，许多民法典放弃了这一分类，把动产不动产作为物的第一分类，并营造了物债两分的财产法体系。随着这种两分的缺陷得到揭示以及工业革命造成的能量等不能为有体物的概念涵盖的客体的出现，无体物的概念得到复兴，一些过去不规定无体物的民法典改为规定之。由于民法概念的去哲学化，无体财的概念开始取代无体物的概念。由于知识产权的蓬勃发展，非物质财的概念进一步取代了无体财的概念。我国《民法典》保留了无体物的存在空间，但它仅承认权利无体物，并以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造成它对自身规定的个人信息、数据、无线电频谱资源、空间等新兴非物质财不能以无体物的概念涵盖之。只有把我国《民法典》承认的无体物解释成也包括非权利无体物，才能实现我国财产法的现代化，以妥善应对民法客体的非物质化和权利的所有权客体化两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