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宝、魏艳伟在《法制与社会发展》2024年第6期撰文提出：我国人工智能立法需要解决立法目的、立法技术进路和主要利益关系等方面的基本问题。这一立法应以发展与安全并重为指导思想，以促进研发应用与防范主要风险为二元立法目的，构建具有体系性的发展促进制度，明确赋能增效的正面激励规则和提供减负支持；构建重点突出的风险防范制度，动态科学研判风险、包容审慎规制风险。立法在技术进路上，应以实现体系化立法为基本方向、以优化立法层次为当前主要目标；发挥显现国家法治发展能力的立法特色；适用以搭建框架型秩序为准的立法技术，增强立法的体系性和协调性。立法在主要利益关系方面，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立场，建立反歧视、权益保障、数字教育和数字信息获取等方面的规则；应建立与人工智能发展相适应的个人信息处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协调规则；应建立并维护主体多元、利益分化、市场开放的人工智能竞争秩序；应在积极开展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合作、提升反制水平中，稳步推进人工智能涉外法治。